四月十三日，是一個天氣略感悶熱的春天時分，我依著票上的時間，準時來到台北中山堂中正廳，準備去看人生中的第一場雜劇，在此之前，我對雜劇的演出、表演形式，並沒有太明確的認識，所以就買了一張題目為「西遊記」的雜劇，原本以為應該是與吳承恩的西遊記有關，但後來想一想，不對呀！吳承恩的西遊記是小說不是雜劇，時代也對不上，難道說是我搞錯了？
終於，答案揭曉，原來我此次觀賞的雜劇「西遊記」與小說的西遊記，是不同的兩種概念，但是也不能說沒有關係，因為雜劇西遊記對於故事、角色的安排確實影響了後面的小說，同樣也都是以取經為故事部分的主軸，並且是在小說西遊記之前，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取經題材長篇作品，有些人看雜劇西遊記，會覺得它宗教色彩過重，內容龐雜，但在雜劇逐漸式微的尾聲，還能夠像這樣反映其思想價值，藝術成就，仍然有其可貴的部分，也因此我決定耐性地把它看。
原來此雜劇「西遊記」是來自於元人楊訥的作品，〈錄鬼簿〉裡面寫道：「善琵琶，好戲謔，樂府出人頭地。」就是在指楊訥。一般我們常見的元雜劇以四折合為一本，此雜劇則有六本二十四折，因而它是相對元雜劇中，結構規模很大的作品，等於是在藝術成就與雜劇體制的改革中，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創作。
楊訥的西遊記是第一個將民間流傳的唐僧西天取經故事具象化的大型連台本雜劇，共二十四齣，在取經的過程中，以孫悟空為典型代表角色，塑造其神秘色彩與鮮明個性，其中，經過我在觀賞此雜劇的過程，與對小說西遊記裡孫悟空的認識，我發現，其實雜劇與小說中的孫悟空，是有明顯相關性與差異性的。舉例，原來雜劇裡面提到的通天大聖就是小說中孫悟空的前身，全名叫花果山紫雲洞洞主通天大聖，甚至有些雜劇，將通天大聖與齊天大聖設定為兄弟，而齊天大聖是何許人也？不就是吳承恩筆下的孫悟空嗎？並且兩個角色在設定上，都有金箍棒、觔斗雲，也有大鬧天庭的橋段，最後被觀世音送去給唐僧做了徒弟。而差異性則是因為我在實際的觀賞此劇時，我發現雜劇的西遊記，在孫悟空這個角色的設定上，比較有野性，或是說比較像是一般尋常人，他有比較多世俗的想法與慾望，例如垂涎鐵扇公主、想過要吃唐僧…等。然後對唐僧的忠誠度，與本事好像也沒有小說中的那麼忠誠、威猛。
我認為雜劇對於孫悟空有這樣的設定，可能是因為它反映了元代的雜劇是屬於娛樂性質的大眾社會活動，所以它勢必在宗教色彩必須淡化，入世的精神會比較增強，但此作品確有宣揚佛教思想的內容，只是我認為其手法顧慮其市場性，所以是比較消極的表現。又從其娛樂色彩這一點來看，當時的文化精神，類似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時期，所以在庶民文化的意識抬頭下，會很自然的追求戲劇的娛樂效果，因為戲劇已經成為城市居民的重要消費之一，小到曲詞、對白，大到場面結構安排，甚至人物形象塑造，無不刻意突出喜劇色彩，以增強娛樂性。以上也代表中國敘事手法的突破，即娛樂性作品關心的是如何帶給觀眾更多的愉悅，而不再傾力於意義。其主題明顯淡化了，它們常常隨機性關注不同的目標，其思想意義顯得零碎，並更關心一般百姓的周遭生活，努力使他們獲得快樂，而常常忽略官方的意志和說教。
最後從這一齣雜劇中，也可以看出雜劇的性質是崇尚人欲的，類似現在的偶像劇、八點檔，通常具有娛樂性質之外也能反映當時的社會概況，尤其在雜劇流行的年代，正好是反理學，而反理學的相反面就是崇尚人欲的實現，可人欲也不代表全然的墮落，以楊訥的表現手法來看，比較傾向用一種約束的、引領式的，加以改變觀眾的思維，這也是雜劇本身與理學，在勸人論世的根本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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