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當我坐在戲院的第一排，聽到吳興國唱出楊四郎這一段經典唱詞之時，一種微妙的情感在心中湧現。
11月23日，當天所有聚光燈的焦點都在國父紀念館的紅地毯，在第五十屆金馬影展的盛會之上。國家戲劇院也正燈火通明得上演著雲門舞集的《稻禾》。在這一個很“尷尬”的時間，一旁的中正紀念堂演藝廳顯得多少有些落寞，當代傳奇劇場的《坐宮》便在此演出。這個場子並不大，等開演之時，也早已坐滿了人。
這一場一共演出三折戲，《遊園》、《殺四門》和《坐宮》。但從前期宣傳以及演員陣容上看，《坐宮》明顯有其特殊的地位。進場時的演出單上，《坐宮》二字佔據一半的頁面；兩外兩出戲都是由新人擔綱，而《坐宮》則是大腕壓陣，扮演楊四郎的是當代傳奇劇場的創始人吳興國老師，扮演鐵鏡公主的則是國光劇團的京劇名旦魏海敏（便是我們所看的《百年戲樓》中的茹月涵）。
《坐宮》講述的是北宋時，遼邦設“雙龍會”於幽州，邀宋太宗赴會議和。楊家八虎護駕隨往，中伏兵敗，四郎（被擒改名木易，與鐵鏡公主成婚。十五年後，適遼邦蕭天佐擺天門陣，楊六郎禦於飛虎峪，佘太君押糧抵營。四郎思母，欲前往宋營探望，為公主識破，乃以實相告。公主計盜令箭，助其出關。其唱詞也非我原本想像中的嚴肅，而更有一種“真情”的生活化體現。當鐵鏡公主說到“你說你的話，還攔得住我的兒子他不撒尿嗎？”這一句詞時，劇院裏觀眾都會心一笑。
這一折戲是生、旦唱腔成就較高的傳統戲。吳興國、魏海敏兩位京劇名角的表現可稱完美。吳興國扮楊四郎，聲音渾厚洪亮，中氣十足，其中的頓挫之感，更是表現出楊延輝那滿腹的愁悶。鐵鏡公主是梅派藝術的經典之作，師從梅葆玖先生的魏海敏，拿捏起來，更是恰到好處，盡顯鐵鏡公主的機智與真情。因為坐在第一排的緣故，我能夠看到舞臺上演員更多的細節。當鐵鏡公主猜測四郎愁悶緣由之時，可見其眼珠轉動之態，當她叫出“是了”之時，亦可見其兩手拍掌；當四郎聽到鐵鏡公主說出“莫不是抱琵琶你就另想別彈？”之時，渾身顫抖。這一些都是舞臺上的細節，可就是從這一些細節之中，足以看出一些門道，看出一些演員的功夫。很多事情，你只要親身去體驗一次，特別是live，你就會愛上它。
我之前所說的微妙情感，細想來，便是三個微妙。一是這出戲內容的微妙，《坐宮》的內容與內戰之後來臺老兵的遭遇有諸多契合之處，而這份獨特的情感也一直介乎於臺灣與大陸之間。二是演出地點的微妙，我坐在蔣中正總統的坐像之下觀看一出內涵特殊情感的京劇，劇院門口還掛著一副巨大油畫，蔣前總統臨海而望，背景山崖上書“勿忘在莒”四字。三是我身份的微妙，我作為一個從大陸來臺交流學習的學生，本身就是一個略顯“尷尬”的身份。
《坐宮》已經成為一種文化上的符號被運用，它象徵著一種眷民，特別是大陸來臺軍人的心境。蔣勳認為“《四郎探母》其實是一出反戰的戲，它以人的深情對抗戰爭、政治的殘酷。”實則，《四郎探母》的本質就是一種真情，發自內心不可消除的真情，是想念，是厭戰，是愁悶，是一股複雜的真情。
白先勇的《臺北人》，以其細膩的筆觸和情感，描寫了內戰之後，由大陸來臺的人群的眾生百態。他們究竟是不是“臺北人”，這一身份上的疑惑，成為此書的重要主題之一。在《永遠的尹雪豔》一文裏，白先勇寫到“吳經理”在尹公館裏，“當眾票了一出《坐宮》，以蒼涼沙啞的嗓子唱出：我好比淺水龍，被困在沙灘。”“籠中鳥”、“離山虎”、“南來雁”、“淺水龍”，都成為一個重要的意向，成為一種自比，盡述自己處境的無奈。
龍應台之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第一部最後一節，題名便是《四郎》。書中寫到“槐生只聽《四郎探母》。”當陪同父親在劇院中看《四郎探母》時，“我突然覺得身邊的槐生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哽咽出聲。”這一出戲背後，蘊藏著多少人的真情。
《坐宮》作為一個文化符號，表明了眷民對於故土、對於親人的思念，如果將其投射放大，便是一種濃厚的“家國情懷”。這份情懷，或許便是它曾在政治的年代中被禁演的原因之一吧。
餘光中的著名詩作《鄉愁》中寫“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這一灣海峽，雖然仍需“金鈚箭”，但已經可以“快馬加鞭一日還”。只是，還有很多問題需要面對。首先，就是讓我再找一找那份“家國情懷”，究竟是消失了，還是藏在某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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